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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非首都功能,金融機構要全部搬離北京嗎?專家:不要片面理解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道

這幾天,安靜了一段時間的京津冀再度引發強烈關注。

日前在京舉辦的中國服貿會上,高層定調:中央將支持北京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以科技創新、服務業開放、數字經濟為主要特征,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開放平臺,帶動形成更高層次改革開放新格局。

服務業開放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金融業開放,這似乎意味著北京“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加穩固。此前國務院正式批復的《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年)》 關于“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中,金融機構是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需要疏解到雄安。這個表述,由此引發坊間關于北京的金融機構是否需要整體搬遷到雄安的熱議不斷。到底哪些金融機構是“非首都功能”?京津冀三地金融資源如何進行更加合理、均衡分配?

北京金融業對外開放步入快車道

9月7日,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工作方案的批復,原則同意《深化北京市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工作方案》(以下簡稱《工作方案》),高層的態度很明確:積極支持北京市深化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

同時發布的《工作方案》亮點紛呈,其中“加強金融服務領域改革創新”內容比較多,共588字,詳細闡述了金融領域改革開放的具體舉措。

比如,推進金融領域“證照分離”改革全覆蓋試點相關政策在京實施。支持社會資本在京設立并主導運營人民幣國際投貸基金,支持外資投資機構參與合格境內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資試點。深入實施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試點,逐步放開公開市場投資范圍限制。按照中央部署,進一步推動新三板改革,全面落實注冊制,切實提升新三板市場流動性,打造服務中小企業的平臺,等等。

“這些具體措施能夠進一步助推北京金融業對外開放步入快車道。”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首都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李國平教授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給予積極評價,“北京的服務型經濟本來在全國就處于領先地位,而服務型經濟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金融。北京需要強大的經濟支撐,金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沒有了金融業,北京的經濟有可能就垮下來了。這樣服務業也就站不住腳了。”

金融等優勢服務行業對北京經濟的支撐作用日益強大。據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貨幣政策分析小組5月29日發布的《北京市金融運行報告(2020)》顯示,2019年北京三次產業增加值比例為0.3∶16.2∶83.5,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87.8%,而金融、信息服務、科技服務等優勢行業持續發揮帶動作用。

這也可以理解為北京能夠作為深化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城市的原因之一。在 9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政策例行吹風會上,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工作開展5年來,已實施了3輪試點方案,服務業擴大開放有基礎有條件進一步深化。通過加大先行先試力度,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能更好發揮在全國服務業開放中的引領作用。北京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進入全面升級的新階段。

據北京市副市長楊晉柏介紹,北京將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以2025年和2030年為節點,從制度建設、開放體系建設等方面分階段提出具體目標:力爭到2025年,基本健全以貿易便利、投資便利為重點的服務業擴大開放政策制度體系。到2030年,實現貿易自由便利、投資自由便利、資金跨境流動便利、人才從業便利、運輸往來便利和數據安全有序流動,服務業經濟規模和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列。

據了解,方案圍繞科技服務、數字經濟、金融等九大重點產業領域;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金融街、通州文化旅游區等7個重點區域;投資貿易、財稅、監管與服務、知識產權保護與運用、產業鏈供應鏈協同、聯動創新等6項制度創新;資金、數據、人才、土地等4類要素供給,共四個維度,提出了26項開放創新政策措施。

金融機構作為非首都功能疏解引熱議

隨著北京市被賦予深化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此前將金融機構列入非首都功能進行疏解的提法再次被提及。

2018 年1 2 月25 日,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國務院正式批復了《河北雄安新區總體規劃(2018-2035年)》(以下簡稱“《規劃》”)。該《規劃》提出將金融機構作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引發關注。

該批復原文第三條是這樣說的: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要緊緊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個“牛鼻子”,重點承接高校、科研院所、醫療機構、企業總部、金融機構、事業單位等非首都功能,促進生產要素合理有序流動,增強雄安新區內生發展動力。

但是由于《規劃》并未詳細闡述金融機構到底指什么,網友評論猜測認為首都功能就是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既然金融機構是被作為非首都功能,必然是金融總部機構的全部疏解。

“這樣理解難免片面,不能走極端化。”李國平向《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表示,所謂的疏解金融機構,并非要把北京所有的金融機構全部都搬遷到雄安,也不能理解為雄安一定要成為“金融中心”。“如果將北京的金融機構‘連根端’到雄安,‘根’都沒了,北京的服務業如何對外開放?金融業一定是北京的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否則北京市下一步發展成為全球中心城市的目標就是妄談。”

仔細研讀《規劃》,在疏解的對象中確實有“企業總部”表述,對此,李國平表示,“我理解也只是部分企業總部的疏解;《規劃》并沒有明確金融機構指的是總部。國際上許多大的金融中心,一定程度上是一個大都市活力的象征,是依附大都市而存在的,更是大都市重要的經濟支撐。目前看,雄安在短時間內可能還不具備類似大城市那樣能夠提供非?,F代的服務,即便金融機構疏解出來,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也不適合承接。”

學術界對此問題也有不同看法。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原所長陸大道從2010年開始就寫文章發表觀點表示,中國近現代歷史充分說明金融中心跟政治中心必須在一塊。中國金融發展的節點城市就是北京,這是不可替代的。

他在8月21日北大首都智庫云論壇(第2期)“十四五”時期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問題與發展路徑選擇專家研討會上進一步表示,北京的“金融中心”是不能轉移的,“金融中心”不能夠離開首都北京,它是國家級的“金融中心”,一定要和國家的政治中心在一起。“中國的政治中心一定應該同時是‘金融中心’,金融對于首都北京來說,就跟軍事中心的首腦機構一樣重要。”

需要對京津冀區域間金融資源進行更加合理均衡分配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采訪發現,不少學者盡管表示北京“金融中心”不能離開首都北京,但是又一致認為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既是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內容和任務,又對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然而,由于目前京津冀三地金融政策梯度不明顯,金融驅動產業疏解到雄安的力度并不強。

“目前河北與北京、天津兩地相比,金融政策同質化比較強,推動產業疏解的金融政策梯度還沒有形成。”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郭威此前曾撰文指出,三地都積極支持“高精尖”的經濟結構,嚴格限制“兩高一剩”行業準入。但是對中端產業,尤其是對部分雖不符合北京的首都核心功能定位,需對外疏解,但仍具有地區比較優勢,對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有益的產業領域,雄安新區又缺乏相應的政策支持。

而北京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以“服務業開放”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開放平臺,無疑對京津冀三地尤其是雄安的金融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對此,郭威建議,區域金融合作的基本原理是比較優勢理論,應根據不同地區的資源稟賦,確定差別化的金融發展目標是區域金融合作的基礎。“只有實現區域金融協調發展,才能更好地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因此,雄安新區發展需要對區域間金融資源進行更加合理、均衡的分配。”

在李國平看來,北京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高水平開放平臺,無疑對京津冀三地的金融發展是有好處的。“接下來如果能夠制定出更為詳細的疏解細則,讓一些金融機構錯落有致地在三地分布,不僅對雄安新區,對京津冀乃至對整體中國經濟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責編:楊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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